商业贸易的始祖——王亥
杨子建
    一、王亥居商
让我们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王亥居商的史实。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于商,赐姓子氏”。商在什么地方呢?范文澜说:“契部落居商丘。”(《中国通史》P37)郭沫若认为:“商,在今河南商丘县。商朝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中国史稿》P155)因此,商指的就是商丘。《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契为商族的始祖,契居商丘,商丘就是商族的发祥地。契时,商族还处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离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建立,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因此,在夏朝统治时期,商族是其在东方的一个附庸。从契以后,传十四世至成汤,商族才灭夏建立了商王朝。所谓“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从契至汤的十四世依次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一—王恒)——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在这十四世中,商族在黄河中下游广阔的平原上频频迁徙,达八次之多。据王国维《观堂林集》卷十二《说自契至成汤八迁》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考证,这八次迁徙的顺序是:契从商迁蕃(今河北省平山县境);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昭明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相土复归商丘;上甲微迁于殷(今河南安阳);上甲微复归于商丘;汤始亳始。以上可以看出,王亥是商族人的始祖契的六世孙,是商王朝的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虽然商先公时期,商族频繁迁徙达八次之多,但很快都回到商丘。而且,自契至汤十四世中,只有契、昭明、相土、上甲微四世有过迁徙,王亥则始终居住在商丘,是地地道道的商丘人。
   二、王亥始贾
   
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王亥经商是最早的历史记载。
有关商朝的历史记载,有它本身的发展过程,即甲骨文——金文——《尚书》和《诗经》。
商朝时期,是我们所见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商代贵族十分迷信,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在主宰。他们经常用占卜的方法征询神意,把占问的事情和结果,有时还把占
事情发展的情况,用文字记录,刻在龟甲和兽骨上,主要是刻在龟腹甲和牛肩胛骨上。这种文字,称作甲骨文,也叫卜辞。产生于商代的这种甲骨文,从1899年在安阳小屯最早发现到目前为止,共出土甲骨15万片以上,甲骨文中发现的单字大约在5000个以上(目前已认识的大约1700多字)。从文字结构来看,传统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四种造字方法,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甲骨文是占卜吉凶的记录,非常简单,一块甲骨上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一百几十个字。内容涉及王朝活动的许多方面。
商代的青铜器,铸有铭辞,往往一器只有一字或数字。商代末年的铭辞,有长达四五十字的。迄今所见商代的铭辞数量不多,但仍是商代的第一手资料。一般称青铜器上的铭辞为金文,有称钟鼎文。
有关商朝的历史记载,还有写在竹简或帛上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是保存在《尚书》和《诗经》里的材料。《尚书》是关于商周以及春秋时期的一些政治文献的记载,也有追述传说时期的篇章,“尚”即 “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亦称《书》、《书经》,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尚书》中关于商周历史记载有20篇,基本上都是当时的作品,因此是可信的。
《尚书,酒诰》中有这样的记载:西周初年,康叔被封到殷人的故地,周公对他讲:殷人中有一部分人曾“肇牵车牛远服贾”。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说:“殷人的商行无异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为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便为‘商人’的吧。”
以上可以看出,甲骨文和金文都还没有关于商业贸易的记载,《尚书》是记载商朝历史较早的、最为可信的,也是较为详细的文献资料,其中关于商业贸易始于殷商之人的记载已被郭沫若先生所认定。
但是,《尚书》所记载的以及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所认定的,只是商业贸易的行为始自殷人,具体为何人,则未说明。我们来看范文澜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中的叙述:
“自契至汤凡十四代,迁居八次。……传说汤十一代祖相土发明马车,八代祖冥治河溺死,七代祖王亥发明牛车。《管子?轻重篇》说:‘殷朝的先王,……用牛马驾车,有利民众,天下都学
他们的制作。’”
“相传夏朝奚仲造车。相土造马车,王亥造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大概要扩大商业,曾迁居到黄河北岸。后来被有易(狄)族掠夺杀死,王亥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牛车。王亥有这样的功业,所以子孙祭他用牛多到300头,礼节很隆重。”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托应是托身、寄居的意思;有易是商代北方的一个部落,大约在今河北易县;河伯大概是一个部落酋长;仆同服,服牛即驾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
虽说相土造马车,王亥造牛车,仅仅是传说,但把《尚书》所说的“肇牵牛远服贾”同《山海经》所说的“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联系起来看,二者密切相关,说的应是同一件事。所以范文澜先生得出了“王亥驾牛车,用帛和 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的结论。
有易国君之所以杀死王亥,据说是因为王亥同绵臣之妻有染,绵臣恼羞成怒而杀之。
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在有易殉难是中国文献资料中最早记载的商业行为和贸易事件,王亥又是当时商国的国君,所以说王亥是商业贸易的始祖是言之有据的。
三、王亥经商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王亥是当时商族经商的领军人物。
夏朝的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也就是财产私有制破坏了公社制度,中国也就由原始社会过渡为奴隶社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汤灭夏之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随着商业的进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夏朝兴起的形势。”
见于甲骨文的农产品,有禾、黍、粟、麦、稷等字,还有米字;副业有桑、麻。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甲骨文中有“仓”、“廪”等字。可见商代的农业已是相当发达。先商的农田水利也有了一定水平。在古代东方,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水利工程是全社会的公共工程。夏朝曾命契的五世孙冥为水官,负责农田水利。《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就是说他死于治河工程之中。
商人素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并以此而著称。商先公时期的八次大迁徙,大概与适应畜牧业发展需要有关系。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和频繁迁徙的需要,商族人掌握了役使畜力的方法。
相土时已学会“乘马”,到王亥时又掌握了“服牛”的技术。《管子.轻重篇》所说的“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就是对此的最好说明。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而且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除了食用之外,还被大量地用于祭祀。王亥去世后,他的子孙祭祀他用牛就多达300头。
青铜冶铸业是商代手工业中最重要、也是最先进的部门。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商代的青铜冶铸业已具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在郑州商城的城南和城北,各发现了一处早商的青铜冶铸作坊。城南的一处,总面积约275平方米。在这些遗址中分别发现了坩埚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陶范等遗物。青铜冶炼工艺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通过对部分青铜器进行合金成分的检查,发现商代前期铜器平均含铜80.83%,锡5%铅11.09%。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就促使商品交换应运而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境界上,在它与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从此深入到公社的内部,对它起着破坏作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时商族的交换关系也不是在它内部出现的,而是与其它氏族的交换。于是王亥赶着牛群,到河北的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有易氏首领绵臣杀死王亥,抢走了他的牛群。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决心替父报仇,借来河伯的武装,打败有易氏,杀死了绵臣。这个故事表明,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换,是由氏族部落首领为代表进行的。由此也说明,说王亥是商业贸易的始祖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商业贸易发端于王亥时期,且王亥是商族人经商的领军人物,所以说王亥是中国商业贸易的始祖是顺理成章、当之无愧的。王亥及其祖先长期居住在商丘,因此说商丘是商业的发源地也是当仁不让、毫无疑义的,虽然王亥“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的经商行为为商族经济的加速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也为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